机构认真研究过中国建设势力范围的模式,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还引用了不少欧洲学者的观点。欧洲学者用中国传统的“天朝朝贡制度”与何锐处置朝鲜、阿萨姆、上缅甸的行动对比,推导出何锐现在的手段是中国传统建立势力范围手段的结论。
斯大林并不认为何锐是一个傲慢的人,中国当下的反应让斯大林感觉到很不解。
苏共中央成员并不认为中国现在的态度对苏共很重要,讨论的方向很快就转入如何应对来自德国的压力。紧跟斯大林政策的委员们认为,只要苏联在1942年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苏联的工业实力就位居世界第三,冠绝欧洲。
这是非常扎实的巨大优势,苏联在原材料采集采矿业,原材料加工以及军工技术领域方面追平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代差,军事装备产量远超德国。
虽然苏联的轻工业品产量差强人意,但是中国为了获得苏联的原材料,在轻工业品贸易上没有设置任何障碍。苏联的原材料采集业有着非常巨大的产能,足以用原材料支付中苏两国的贸易额度。
所以苏共中央大部分领导人都认为,既然从任何角度来看,苏联都将一飞冲天,现在要做的是拖到1943年初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那天。
斯大林此时也将何锐的事情抛在一边,与政治局的同志们就此事进行了讨论。讨论了好一阵,斯大林最终决定,在当下苏德边境上开始修建防线。现在已经是1941年8月,距离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还有28个月。以苏联修建城市附近筑垒地区的经验,14个月就足够完成基本的筑垒地区建设。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同时,筑垒地区全部完工,这是最好的结果。
苏共领导们在纸面上勾勒出美好的未来,就将计划方案交给下面去执行。8月18日,红军总参谋长朱可夫亲自来见斯大林。斯大林正觉得朱可夫来得太快,就听朱可夫说道:“斯大林总书记,我认为这个计划不可行。”
有胆量当面反对斯大林的人并不多,但斯大林觉得还是应该听听朱可夫的想法,就冷着脸示意朱可夫说下去。
朱可夫并没有客气,他告诉斯大林,通过西欧战役的进程可以确定,苏联红军对未来战争的整体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当下的苏联红军的训练以及组织水平,根本没办法打出与德国国防军同样水平的战争。既然没能力打出这样的仗,就不应该将苏联红军派到德军能够轻易攻击到的位置上去。
至于苏共政治局提出的那个看似完美的方案,朱可夫认为这计划里面充满了一厢情愿的态度。如果只是完成筑垒地区,最好是完成一个筑垒地区就派去相应的部队。现在将大兵团放到波兰地区,还要部队进行克制,决不能挑衅纳粹德国。朱可夫是搞不清楚两者存在什么关系。
听着朱可夫的回答,斯大林已经断定,红军总参谋长靠不住。不过朱可夫出身于斯大林的部队,朱可夫也没有搞什么小圈子谋划,而是坦率的直接来表达他的看法。所以朱可夫并没有背叛的意思,单纯是以总参谋长的视角看待军事问题。没有从全方位的角度看问题的能力。
朱可夫陈述完自己看法的第二天,他就被撸掉了。斯大林倒也没有难为朱可夫,只是让他去负责红军预备役训练工作。由病退的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再次出任红军总参谋长。
红军高层中有少部分将帅认同朱可夫的看法,更多的将帅认为朱可夫被撸掉并不冤枉。从西欧战役来看,德军的确很精锐,但是德军的军事理念并没有超出苏联红军最新的军事理念。而且从装备来看,苏联红军相较德军有着很大的优势。
尤其是苏联红军在与德国进行军事交流的时候,发现德国的坦克中最强的只是4号坦克。而苏联的t34坦克已经开始量产,在t34坦克面前,德国所有坦克都不堪一击。即便t34数量不大,苏联当下的军事力量也比德国强大很多。
德国虽然很强大,但是在苏联没有挑衅德国的情况下,德国真的没有胆量主动进攻苏联。
朱可夫很淡定的接受了遭遇到的一切。如果让身为总参谋长的他亲自执行苏联红军的错误安排,朱可夫真的做不到。此时自己已经尽力,朱可夫甚至有些如释重负的感觉。与接替他的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交接了工作后,朱可夫乘车回家。
沿途上看到街边公园里正在玩耍的无忧无虑的孩子们,朱可夫只感觉一阵疲惫。倒不是军事工作队朱可夫太过沉重,而是保卫祖国的人民是何其沉重的责任。
斯大林并没有为难朱可夫,虽然不再是总参谋长,朱可夫还能看到高级别能看到的文件。回到家,朱可夫吃完饭,就回到书房打开了关于中国现在军事编制的秘密情报。
朱可夫对中国国防军的建设非常有兴趣,世界各国都在研究中国国防军的发展,很多国家的军人都对中国军队的发展带着一种猎奇的态度。毕竟一支原本农业国的军队,仅仅用了7年时间就提升到列强级别的水平,这着实令人讶异。在苏联军队中也不乏有着对中国持猎奇心情的军官。
朱可夫并没有这样的感觉,他这些年越来越觉得,中国军队的军事理念十分超前。在朱可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