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领导人的工作就是对国家的大方向做出判断。很多人会认为这份工作并不难，不就是做判断么。
然而对未来做出正确判断并不容易。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光知道自己的能力并且有效组织和动用，已经很难。还要知道外国的情况，并且做出正确判断就更难。
何锐的威望之所以那么高，就是因为何锐知彼知己，而且是在大多数同志完全达不到这个高度的情况下领导着同志们按照何锐对事情的判断去做事。某种意义上，这有点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味道。
那些优秀的同志，也是在事情结束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大部分同志甚至在亲身经历过之后，也是要通过数次总结会议才能勉强知道发生了什么。
当然，还有一部分同志到了最后也没搞明白发生了什么。因为他们本人并不在意事情本身，而是在意成功带给他们的利益。权力、地位，这些被认为执行者本就应该享受到的报酬是那么吸引人，躺在功劳簿上享受，是那么的令人开心。所谓的“功臣”们之所以会在人生后期成为人嫌狗厌的存在，就是如此。
李润石对此相当明了，所以李润石向军委的同志们讲述了他对于法国的判断理由。何锐在世的时候就从来不隐瞒自己的逻辑、方法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工作方式。这不是为了显摆，而是尽可能通过“技术扩散”让有主观能动性的同志们以及中国人民拥有更强的能力。
只有那么更强的同志出现，才能把不合适的淘汰掉。最初的时候，李润石觉得何锐着实冷酷无情。然而到了现在，李润石也算是理解了何锐总是说他“心太善”的一部分理由。
至少现在的军委成员在不断淘汰后，都很轻松的理解了李润石的判断。法国国会之所以不答应在对德作战中蹚浑水，有两个理由。
维希政府虽然是大资本家与反动投降派创立，却至少建立起了一个在别国看来比较正常的总统制。总统由人民选出，总统任命内阁成员。
不过这种制度对于法国来说就显得很不正常了。法国政治在过去几十年中充满了纷乱，却存在一个共识。法国政党乃至于政治风气，都不接受再出现一个拿破仑式的人物。
正常的总统制在法国政党眼中就是独裁者，是压迫法国人民的邪恶秩序。所以法国国会现阶段在和总统搞事上相当团结一致。
在这样的对抗下，法国总统想对德开战，国会就坚决反对。反对理由很好找，譬如，没有任何理由让现在的法国再承受战争的伤亡。
法国国会对内如此，对外也一样。单纯靠国会的力量无法推翻维希政府，必须引入外部力量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当下最后能力实现的无疑是中国。不少法国政党都想方设法与中国联系，希望得到何锐政府的支持以推翻法国的总统制。
何锐并没有回应法国政党的需求。在何锐去世后，法国政党又开始寻求李润石政府的支持。李润石政府对于如何赶走殖民者，建立人民政权相当有经验。但是在推翻一国合法政府方面完全没有经验，也不认为中国有必要去这么做。所以李润石政府也同样没有接受法国国会政党的请求。
遭到了中国政府拒绝后，法国国会政党也没办法在与苏联合作方面达成共识。法国政党认为中国在欧洲作战需要法国的支持，所以坚决反对一切对德国出兵的计划。这就是李润石认为法国国会不会通过对德出兵的原因。
作为中国人，中央集权的政府已经是中华文化当中的基础性存在。法国国会的做法在军委成员看来，已经颇有卖国的味道。
好在同志们见多识广，也颇有水平。努力尝试理解这些之后，徐乘风叹道：“这怎么有种小孩子赌气哭闹的感觉？”
这个描述得到了同志们的认同。李润石则笑道：“以前法国的军事实力很强，我们把这些称为帝国主义野蛮和不讲道理。现在我们的整体实力已经全面凌驾在法国之上，同样的表现，在我们看来就是小孩子哭闹式的胡搅蛮缠。其实本质没什么分别，都是其政治传统中的模式而已。”
军委同志们大多数都认为李润石点到了问题的关键，而且从这个分析角度，看似混乱的法国也变得完全可以掌控。法国政党认为不帮助中国就可以给中国添乱，中国的确讨厌麻烦，但中国实力足够强。不借助法国的力量就可以解决问题，那么利用法国政党的这种闹腾，反倒可以避免更多麻烦。
李润石见同志们达成了共识，就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做出了进一步的安排。中国将继续帮助非洲地区提升生产力，从而大大降低中国远程运输的压力。而非洲地区也能通过向中国输出物资，赚到钱来购买中国的工业品以及各种服务。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经济循环。
结束了军委会议后，李润石就召开了国务院的高层经济会议。李润石发现自己对于经济工作的耐心远不如何锐，何锐搞起经济来那是精力充沛，繁琐的问题，难以判断的问题，在何锐面前都能得到细致的分析与解决。
但李润石就感觉自己不太行。譬如他在此次会议上想确定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即便何锐早就给出了整体方向，却还是让李润石感觉到非常难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