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内战的实质性爆发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大的战争。李润石很想多关注一点，却没有时间关注。
在1944年，何锐就顶住压力，实际上开始将中国的工业生产轨道从服务于战争转向正常社会生产状态。这次政策调整与其他政策调整一样，都必然导致大票在上一个政策中获取了非法利益的人遭到清洗。
在何锐政府中，够通过违法手段赚到钱的人，大多都是因为国家有些投鼠忌器而已。所谓走狗烹，可都是在狡兔死之后发生的事情。战争中，早就有人对这些人的不法行为非常不满。对这些人的调查早就在进行中，等的只是能够公开调查内容的这一天而已。
李润石不得不关注这些内容，是因为这些不法者牵扯到了许多体制内颇有地位的人。
如果只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收买检验人员和工作人员，以次充好之类的罪行，法务部就能够解决，完全够不上让李润石花费时间和精力。李润石也不会去关注。
让李润石关注的是借着战争这种激烈的社会性活动，试图建立起有利于垄断，也就是有利于官僚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制度模式的家伙。
就如有大商人组建了一个叫华山会的组织。李润石就很关注。这个华山会是以“自古华山一条路”为理念，提出了国有经济的效率不如私营经济的理念。基于这种理念，华山会认为，社会必须高效运营，所以社会管理要更多的由企业而不是政府承担的系统性观点。
反驳华山会的理念在何锐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何锐委托李润石主持的经济研究部门，对国有企业的运营模式与私营企业的运营模式进行了对比，将不同模式的运营模式背后的政治理念，以及中国特色分析的相当清楚。
何锐在经济上的理念往往会受到欧洲那些自称共产主义者们的批评，因为何锐承认，在获取个人利润方面的效率，私营企业可比国有企业高多了。所以，在确定了生产竞争的规则后，必须在这种互相厮杀的领域让让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一起竞争。
欧洲所谓的共产主义者们往往会认为，生产所有制本身就必须接受道德评价，以及进行道德高下的分级。
对此，何锐很是不屑。何锐认为，生产领域的竞争中的私营企业将对于消费者的需求进行各种极限试验。
譬如，同样是一辆自行车，私营企业就会想方设法通过满足人民的需求，从而搞出非常多专业性很强的改进，从而满足人民的需求。
在这种领域，央企首要追求的并非是尽力满足需求，而是解决人民的基本需求，从未实现社会的稳定。在满足了这些本已经非常艰难的需求后，央企才会有可能冒着巨大风险进行一部分扩张需求的研发。而且这种研发本身也会倾向于发展廉价生产的方向。
央企的股权是中央所有，也就是国有，对于风险的承担能力其实很低。毕竟，央企的领导人要负很大责任，投资失败无疑是央企领导层难以承担的责任。而且央企本身也不能放开这个限制，给投资失败以免死金牌。
私营企业的风险投资一旦失败，私营企业就会受到重创，甚至直接倒闭。所以私营企业能通过搞研发获取超高利润，从经济学原理上是合理的。
央企对于投资失败的承受能力就很低，如何在这种条件下能够促进央企效率，就是国家需要进行的制度性研究。
李润石对此的理解水平很高，所以他对于华山会这种组织就非常关注。因为华山会有改变中国经济制度的意图，而经济制度的改变，必然直接导致政治制度的改变。
华山会属于一众国内资本中还算有点水平的，更多的资本都属于那种土老帽暴发户。或者属于投机性很强的资本。对于这种资本来说，他们提出的政治诉求可就低级很多。
由于水平低，还有一些资本提出，无恒产者无恒心，所以要放开土地的国有属性。
对这种资本，李润石的确生出了是否要铲除的冲动。但想到何锐说李润石“心太善”，李润石很快冷静下来。
回想何锐生前的政策制定与布局，李润石觉得自己对何锐的理解又深了一些。何锐的确不是什么好人，因为曾经说过自己是反社会反人类疯子的何锐并不把这些拥有资本的家伙当成人来看，只是将他们视为工具或者符号。
根据研究，那些反社会疯子们之所以能够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是因为他们的生理结构无法与正常人共情。
何锐制定的政策基础，是从单纯的自然规律的模式学会了理解人类，判断人类的行为模式。最终，制定的政策就显得令那些对于道德很敏感的人们感觉很不舒服。
因为在新的人类研究理论基础上，所以论心不论迹或者论迹不论心，都得到了完整的系统性解释。
到现在为止在人文领域提出的所谓的自由选择，从来就不存在。人类的生物学机能，本来就只会顺从了物质领域的影响。如果有什么真的是自由的，那就是自己的身体已经做出了选择后，如何靠自己的意志所塑造出来的自我，去拒绝自己的选择。
回想着何锐所讲的内容，李润石觉得内心安定下来。他终于按捺住了要对反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