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人的10亿吨，但是从钢铁蓄积量计算，中国也只是刚达到了美国北方合众国各州的人均钢铁蓄积量。然而从1924年到1964年的40年中，中国生产的钢铁总量已经是过去500年中其他国家钢铁产量的总和。
经济的高速发展，生产效率的快速提高，倾向于公平的社会分配，以及超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以及固定资产建设。中国走的发展道路在欧美传统经济理论中，属于降低财富流动性的模式。然而中国的经济情况却蒸蒸日上，中国家庭拥有自己房产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97%。
所以德国内阁要求分析部门进行更多有效分析，而不是轻易下结论。
然而事情的发展依旧超出了德国方面的想象。
1965年下半年，中国政府排出代表团与世界各国进行了大量协商，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布局，大量劳动性密集的低端产业开始加速流出中国。
根据欧美的经验，这种产业流动本身必然会出现大规模失业的问题。为了解决就业，中国将采用中国元升值，从全球购买廉价工业品的模式。让中国从一个工业生产国变成一个金融国家。
然而到了1966年，欧美发现事情和他们想象的完全不同。中国在过去40年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有着天然的巨大优势，当最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没有消失，而是直接转为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更直白的说，原本大规模生产纽扣的企业转型为大规模自动化生产纽扣的企业。原本数量巨大的劳动者，要么年龄到了后直接退休，要么就接受成年职业培训，进入大规模的手机生产企业或者电子组装线，变成了另外的产业工人。
从正常角度来看，纽扣生产者去组装手机，需要相当规模的培训。这种培训投资巨大，从单纯的资本角度看，得不偿失。
但中国采用倾向于公平的政策，看中的是个人发展。每一个成年人每年都要接受两个月的再教育，接受再教育期间，能拿到基本工资。
德国搞的也是这样的制度，对这个政策的执行情况非常清楚。德国引以为傲的高素质劳动力就是靠这么投入成本培养出来的。
在德国分布部门看来，这种变化的问题不在于中国工人，而在于中国的产业竟然在现阶段出现了全面突破。
从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通过在产业领域上的突破，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始终走在世界新技术前沿。欧洲不仅在战争领域失败，在科技与产业领域同样输给了中国。
时间进入1968年，全世界大量资金开始转向购买中国国债。李润石看完了中国与欧洲商业研究机构发表的《对名词正本清源系列讨论》的论文后，感觉自己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在这次讨论中，国债被定性为“寻租领域”。寻租，在中国文化里面并不是好事。
寻租（外文名：rent seeking，又称为竞租）是指在没有从事生产的情况下，为垄断社会资源或维持垄断地位，从而得到垄断利润（亦即经济租）所从事的一种非生产性寻利活动。
国债本身并不产生利润，国家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投入到产业或者其他国营领域中获取利润，给与购买国债的投资方以稳定的无风险利润。
何锐早就强调，任何经营都存在风险。如果出现了无风险获利，必然存在风险转移。所以无风险利润必然导致积累的问题将在不断转移风险的过程中爆发出来。一旦爆发，就会引发一场极为深刻的危机。
在何锐时代，这个风险名义上被何锐政府承担了，实际上被国有经济承担了。何锐去世后，这个风险被何锐留下的产业发展规划给承担了。因为李润石支持了何锐的产业发展规划，名义上是被李润石政府承担，这个风险实际上依旧是由中国政府承担。
李润石一直试图改变这种局面，却始终做不到。中国政府无疑是当下人类社会中最强大最有承受力的组织，如果中国政府都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其他资本方更不愿意以当下很低的投资回报率来承担风险。
搞产业发展的风险与社会主义制度或者资本主义制度无关。如果资本主义制度能够产生更有效解决经济与产业问题的能力，就轮不到中国在全球一骑绝尘。
这就是李润石感觉很遗憾的原因所在。何锐在用唯心主义的方式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之前，何锐预设了问题，并且根据其想象力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路径。
甚至在何锐死后20年，何锐生前的设想依旧能够帮助中国将产业发展风险降低到完全可以承受的水平，帮助中国高速而且有效的解决问题，
按照这样的方式治国，肯定要出大事。
李润石执政期间，已经竭尽全力消除党和国家领导层内部的唯心主义倾向。也通过教育，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唯物主义的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有些事情却不是李润石能够解决的，甚至不是强大的国家能够解决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如果事情最终成功了，自然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大家在事后的总结会议上分析不足，做自我检讨，被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