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4月14日，全都穿着外交官华丽西服的中国代表团精疲力竭的回到巴黎的住处。 中国代表团由五名全权代表组成，分别是中国政府代表陆征祥（时任外长）、顾维钧（时任驻美公使）、施肇基（时任驻英公使）、魏辰组（时任驻比公使）和王正廷（原在美国，代表南方军政府）。 进了房间，曾经努力表现出坚强的代表团成员们疲态尽显。作为资深外交官，五名代表都感觉到事情已经向着日本期待的方向发展，这并非是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在国际法上有什么不得了的能力，而是日本作为列强，有太多筹码可以交换。 即便是代表南方军政府的王正廷都没想到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即便最初他决定死死盯住局面，不让北洋的那些外交官出卖南方军政府。到现在，王正廷已经想不起来当初的念头，他急切的问顾维钧，“顾兄，威尔逊总统突然改变了主意，却也应该有争取他的可能吧？” 顾维钧无奈的摇摇头。到了此时已经没什么好隐瞒的，“威尔逊总统此行的目的并非是主持公道，而是想让列强接受他的十四点和平原则。现在意大利已经退出，威尔逊总统需要更多国家支持他。” “我们中国会支持他！”王正廷几乎是喊出来的。 其他几位外交官神色中都是苦涩，中国的确会支持威尔逊。但大家心知肚明，此行的目的并非是支持美国总统威尔逊，而是为了获得山东的利益。如果能够全面收回山东，果断抛弃威尔逊总统也不是不可以。 相同的，威尔逊总统也是为了自己。如果能让他在巴黎和会上获得成功，放弃中国的利益也没有什么问题。 最终，顾维钧痛心的叹息道：“弱国无外交！” 作为外交代表团的团长，民国外交部长陆征祥同样痛心疾首。万念俱灰之间，陆征祥突然想起了东北政府主席何锐。这位声名鹊起的年轻人在陆征祥离开沈阳之前用风轻云淡的语气说道：“巴黎和会上，列强一定会将山东权益交给日本。想来陆部长也明白这些吧？” 陆征祥只觉得无比悲哀，原本他就笃信基督，面对如此局面，很早就有当修士的冲动几乎遏制不住，恨不得现在就挂冠而去。但心灵的动摇并没有维持多久，陆征祥还是硬撑下来。如果不能奋斗到最后，陆征祥不甘心。 同样不甘心的不止陆征祥，其他四位外交官同样露出不甘的神色。但不甘中却有着绝望。事情到了现在地步，这些熟练的外交官都明白靠自己改变不了什么。先是王正廷站起身，疲惫的出门而去，其他外交官也带着同样的神色离开了陆征祥的房间。 顾维钧没有走，他关上门，低声说道：“陆部长，何上将说过，政府一定会要我们签字。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在下是断然不会签字。” 陆征祥又是一阵心如刀绞的感觉。三年前在袁世凯命令下，陆征祥作为代表签署了《二十一条》，签署了条约后，陆征祥感到身心俱瘁，他对袁世凯说：“我签了字，也签了自己的死案了。” 此时听顾维钧如此说，陆征祥冷冷的说道：“若是让我签字，断然不行！” 顾维钧已经知道事不可为，又相信何锐的预言。此时这么说，是因为担心陆征祥会迫于政府压力而签字。听陆征祥态度坚定，顾维钧向陆征祥点点头，起身而去。 回到自己的房间，顾维钧拿出钢笔刷刷点点写了一张字条，起身出门去了。巴黎的街头灯红酒绿，已经恢复了旧日巴黎繁华的五六成。顾维钧完全没看，直奔两条街外的旅馆。进到旅馆二楼，啪啪的敲打212的房门。门很快开了，出现了一张中国人的脸。顾维钧把字条递给那人，转身就走。 那位中国人盯着顾维钧的背影看了一阵，转身回去，将字条交给屋内正在开会的其他人。大家聚集在一起看过之后，皆是叹息。虽然这些中国人也都骂帝国主义没一个好东西，却并不显得特别气恼。 作为东北派来欧洲的工作组，同志们都相信何锐率领着大家一定能够打败日本，收回中国所有权力。 很快，无线电报就把消息发回了沈阳。巴黎的时差比沈阳晚了大概八个小时，此时是巴黎下午十六点左右，沈阳不到早上八点。东北政府常设电报很快接到了电文，在八点二十分钟左右，何锐走进办公室的时候，电报就已经随着其他文件一并放到了何锐桌上。 何锐看完之后微微皱起眉头。原本何锐对五四运动的兴趣非常有限，此时情报收集的足够，何锐才觉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既然巴黎和会的消息基本确定，何锐思索着给段祺瑞写了封信。无论如何，何锐都不太希望爆发皖系与直系的大战。国家元气能多保留些就还是多保留些。所以何锐宁肯再给段祺瑞一些劝告。 写了一阵，何锐还是停下了笔。段祺瑞这家伙做事也是很扯淡，只是比较起其他军阀而言相对不太扯淡而已。 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贷款，并协助组建和装备一支中国参战军，其贷款还被用于安福国会庞大的贿选开支。 同年9月，北洋政府与日本交换了关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为借款的交换条件之一，又交换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其主要内容为： 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 关于胶济铁路沿线的警备：日军撤走，由日本人指挥的巡警队代替。 胶济铁路将由中日两国合办经营。 北洋政府在换文中，对日本的提议“欣然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