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露弱弱地说：“有点像受害者有罪论。”
“嗯，有点像。”
“那要怎么理解？微博上这几天就有一个挺热门的事件，一个女孩子夏天穿得比较暴露，晚上去夜店被非礼了。很多人就骂这个女孩子，说大半夜的穿这么少，还去那种场所，被伤害了也是活该。”
作为女性，宁露对这种受害者有罪的论调非常不满。
凭什么女性不能去夜店了？
男人可以穿着大裤衩光着膀子逛街，女性穿个吊带就被认为是有伤风化？被欺负了就是活该？哪有这样的道理？
这还真是个比较复杂的社会现象，用简单的男女平等来处理，让女性也可以像男性那样光着膀子逛街……这不是在保护女性，这是伤害。
可很多偏激的女权或者偏激的反女权分子，总会在这个问题上简单地二元对立，存在很严重的分歧。
周不器道：“法律可以惩罚坏人，可是法律不能让受害者的伤害彻底消失。施暴者有罪，受害者无罪。可是，这又能怎么样？如果不能建立一套自我保护的机制，不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去加以修正，那受害者就只能一次次不停地受到伤害。”
女权这件事比较敏感，解释起来容易发生分歧，他就又举了一个例子。
就像有一个人走在人行横道上，一辆卡车冲了过来，所有人都在大声呼喊，叫他让开。他却很淡定地说：“他不能撞我！他撞我他犯法！你们不能要求我离开，你们这是侵犯我在公共空间的自由，我就不让！”
这有个屁用？
是，在这件事里，所有的罪责都是由卡车来承担，受害者在追求他应有的权力，他无罪。那又能怎样？他特么被撞死了！
周不器道：“人性和社会的复杂性，用任何语言来描述都是不准确的，每一件事都有不同的视角。李首富遭遇了一次绑匪，赔了几个亿。他没有报警，没有寻找法律的保护，可他自我反省、改正错误，一辈子就再也不会遭受类似的伤害了。有些人寻找了法律的保护，惩罚了坏蛋。可惩罚了坏蛋对受害者个人来说，又能获得什么样实质性的好处？复仇的快感吗？这又有什么意义？他不反省，他不改变，以后可能会受到更大的伤害。”
宁露轻声道：“是呀，如果一个女孩子连自我保护都不会，只想着法律、社会和白马王子来主持正义，那真是太童话故事了。”
周不器道：“女权当然是对的，可要警惕集体概念的女权潮，一旦个体陷入了集体思维，就容易变成盲从的乌合之众。有的人，一辈子都不会成长，他们只敢躲藏在集体思维的大树下乘凉。有的人，每天都能成长，这一定是来自个体的内在鞭策、自我成长。归根结底，人活一辈子，还是得靠自己，自强者万强。”
孙莞然只关心自家的事，她的精神面貌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很平静地说：“我知道了，我不会再被所谓的亲情和家庭伦理绑架了。”
“你想怎么做？”
“不借！跟雅娴姐学习，一分钱也不借，我不会再给他们惩罚我的机会。”
“咳咳，那倒也不至于。”周不器没想到这丫头这么决绝，笑着说，“还有父母那层关系在呢，也得考虑好他们。我也问过一些做生意的大老板，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类问题。”
孙莞然很感兴趣，“他们是怎么做的？”
周不器想了一下，“解决方案……大概可以有四种吧。”
孙莞然眨巴着眼睛，“是什么呢？”
周不器道：“第一，就是雅娴这样，一分钱都不借。生大病了，或者孩子上学了，这些可以给钱。但是救急不救穷。”
“嗯。”
“第二，就是固定额度。就像老俞说的，所有亲戚、同学、乡里乡亲什么的来借钱，一律限额10万。有一个标准在，双方都有预期。”
孙莞然美眸一亮，也不哭了，很高兴地说：“这个策略挺好的，有额度限制，公平公正。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也不能没上限。”
周不器接着说：“第三点，就是一次性的借款。只借一次，有来有回。我借了你钱，你得还给我。你不还，下次就不借了。最重要的就是把规矩都摆在明面上，说清楚，别一次次地没完没了。”
孙莞然轻轻颔首，“嗯，这样也挺好的。”
周不器道：“第四点，就是我爷爷我爸爸采取的办法了，我觉得这个方式是最好的，最符合国内的文化传统，也能把亲戚关系相处得最好。”
孙莞然似乎知道一些，试探着问：“送钱？”
周不器道：“对，送钱。除非是一些大病大灾，否则一律不借钱，不能惯着他们。不过，毕竟都是实在亲戚，也都有着血缘关系，该帮还是得帮。逢年过节了，就去挨家挨户地送钱。每家分个两万、三万的。就有点像古代皇帝的赏赐一样，我可以给你，但你不能要，就容易建立起一种很有权威的感恩戴德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