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赵桓的意思，其实是想将所有兵马都交给种师道指挥。
可这引起了以李邦彦为首的一众宰执的强烈反对。
最后，赵桓听从李邦彦等宰执的建议，还让徐处仁指挥城中的兵马，另外特别下了一道圣旨，让徐处仁和种师道互不统属，相互牵制。
种师道和徐处仁对此都很失望，两人也因此生出了一些隔膜。
徐处仁怎么调整城中的防御暂且不说。
只说，在乾军收缩了兵力之后，种师道将城外勤王之师集中在一起，然后又分为两寨，一寨屯于西南，一寨屯于东北，而乾军则屯于西北和东南，双方呈现对峙状态。
几日后，在城西一个叫“板桥”的地方，乾军和宋军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交锋，在李存的亲自指示下，乾军故意败北。
当夜，种师道又派军队去奇袭乾军，放火焚烧了马监东廓。
次夜，李存下令，乾军后退五里，避开宋军的锋芒。
经过这两件事，种师道在宋军当中的威望再创新高，赵桓也越发的膨胀，倒是之前颇为风光的徐处仁，开始变得落寞。
再加上，徐处仁所控制的兵马只有城中行营司所属的左、右、中三军而已。
与种师道的宣抚司相比，徐处仁的行营司权威几乎都快被比没了。
为了彰显他的存在，徐处仁找了个机会说：“我勤王之师二十余万，城中又可集十万大军，还有源源不断勤王之师前来云集，兵力远盛于乾军，彼已孤军入重地，正犹虎豹自投于槛阱中，当以计取之。”
顿了顿，徐处仁又说：“为今之策，莫若分兵以复畿北诸邑，俟彼游骑出则击之，以重兵临贼营，坚壁勿战，如周亚夫所以锢七国者。俟其刍粮乏，人马疲，而后以将帅檄，取誓书，复河北河东，纵其归，半渡而后击之，此必胜之计也。”
种师道也认为河北河东不能割让，否则后患无穷，所以他也说：“俟姚古率熙和路人马至，我军确有与乾军一战之力，河北河东系国家边要，又系祖陵所在，决不可割，宁多增作岁币施以缓兵之计，不然唯有一战。”
赵桓深以为然。
不过，以李邦彦为首的议和派，对于赵宋王朝想要撕毁他们好不容易才谈好的议和条约，主动对大乾王朝发起攻击，疑虑重重，又担心不已。
李邦彦等主张议和的人认为，主动攻击乾军实在是太冒险了，一旦他们赵宋王朝的军队打不过乾军，那么他们之前的努力可就全都白费了，而且赵宋王朝也将遭遇灭顶之灾。
所以，李邦彦等主张议和的人，据理力争，劝赵桓千万不要冒险。
可赵桓想想之前他所受的委屈，就觉得窝囊，他又幻想，他要是能将李存给打败了，那他的政权就稳固了，甚至这有可能成为他千古一帝的基石也不一定。
结果，在赵桓的支持下，主战派这次大获全胜。
后来，这场争论不知道怎么就传了出去，引起了赵宋朝廷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激烈讨论，甚至争论不休。
其实——
这一切都是赵桓导致的。
之前那段时间，由于东京这里的兵力不足，赵桓害怕东京汴梁城沦丧，害怕他自己成为亡国之君，便采纳了李邦彦等人议和的建议，热衷于议和。
那时，赵桓可以说是，想尽一切办法搜刮金银，希望花钱割地以求和平。
而现在，勤王之师已经来了二十多万，还有姚古部等不少人马还在路上，再加上东京汴梁城中的人马，比在京畿地区的乾军多一倍还带拐弯。
关键，西军名将种师道来了，这让赵桓觉得自己站起来了，谁都不能再欺负他这个赵宋王朝的皇帝了。
所以，赵桓现在又热衷于向李存开战，希望打败李存，做到他父亲赵佶都没有做到的事，一雪前耻，挽回他丢掉的名声。
赵桓从不择手段求和，到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变得一心要跟李存一较高下，其转变速度虽快，不过也不算违背人性情理和基本逻辑。
可问题是，赵桓动了跟李存开战的念头了之后，立即就变得迫不及待起来。
原本，种师道等人已经定好了战略战策，准备在下个月的六日向乾军发动进攻。
种师道等人之所以选择这个日子出兵，首先就是，一个阴阳家推算说二月初六这天“利行师”；其次就是，到了二月六日，西军主力之一姚古部和其他勤王之师应该也就到达东京汴梁城了，这样，种师道他们能更有把握一些。
可赵桓现在满脑子都是李存勒索他这个帝王，霸占他两个妹妹，关键将来世人还会因为这些事而唾弃他。
因此，赵桓迫切想要打败李存，一雪前耻，甚至是报仇雪恨。
所以，赵桓一天五次派内侍去找种师道，问种师道可否提前出兵，跟乾军决一死战？
可打了一辈子仗的种师道，知道打仗这种事可不是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