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里藏刀”这个成语，是形容阴险小人在人前和颜悦色，但实际上却是阴险毒辣。
后晋史学家赵莹编撰的《旧唐书》当中，给李义府立传，其中说：“义府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谓之‘李猫’。”
“笑里藏刀”，说的就是李义府……
史书之上，李义府是与许敬宗同流合污、沆瀣一气的奸佞，是“废王立武”的主力，是颠覆大唐的罪臣，是遗臭万年的败类。
然而实际上，这两人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许敬宗败在人品之上，此人贪财揽权，毫无底线，为了上位做什么都行；而李义府这是纯粹的奸佞，不仅品德败坏，而且心狠手辣残忍暴戾。
此人曾规劝时为太子的李治：“勿轻小善，积小而名自闻；勿轻微行，累微而身自正”，又说“佞谀有类，邪巧多方，其萌不绝，其害必彰”，说得头头是道舌绽莲花，结果欺男霸女贬斥同僚，无所不为。
许敬宗若是没有响应的身份地位，也就是一个小人，不足以对朝政造成破坏；而号为“人猫”的李义府却是投机钻营，无所不用其极，这人一身本事，只要有一口气在，就能逢迎上意阿谀谄媚，最终身居高位，坏事做尽。
当然，这两人之所以能够遗臭万年，更多的还是给李治背了黑锅。
史书上说是这两人号召引发了“废王立武”，导致大唐国祚最终沦落于一妇人之手，实际上大谬特缪，试问，李治尚为太子之时，许敬宗官拜东宫右庶子，李义府则为太子舍人，这两个位置都是太子绝对心腹，是李治的嫡系班底，岂能被武则天所蛊惑，与其沆瀣一气“废王立武”？
没有李治的默许甚至支持，这两个油滑奸狡世所罕见的“能人”，绝无可能投靠武则天，反而将李治耍得团团转……
真正的原因，更应当是王皇后身后的世家门阀对于李治的皇权产生了威胁，李治延用其父之策略，利用门阀势力上位之后，便将其一脚提在一边，从而巩固自己的皇权。
历史就是如此，真相早已湮灭在时光尘埃之中，我们所见的不过是管中一斑。
就如同南宋宰相韩侂胄一样，这样一个励精图治、整军备战、对抗蒙元的名臣，死于投降派的暗杀之后，依旧硬生生被《宋史》说成擅权霸道、无谋浪战的一代奸臣，甚至于秦桧并列……
何也？
因为《宋史》是元朝修的，你能指望蒙元对一个率军抵抗其南下的大臣保持公允、歌功颂德么？而韩侂胄自从上位的那一天起，便极力反对程朱理学，将程朱门徒打压得狼狈不堪，及至元、明、清三朝程朱理学兴起，他们岂能不极力诋毁韩侂胄呢？
尤为重要的是，元朝修《宋史》，立了一篇《道学传》专门推崇程朱理学，程朱门徒又依南宋《国史》立《奸臣传》，不列入史弥远，反而将韩侂胄与秦桧并列，辱骂他是“奸恶”……投降蒙元的是这些人，后来开门恭迎女真的还是这些人，程朱理学的优劣尚有商榷，但是这些门徒却是毫无气节、无耻之尤。
是非黑白，如此而已。
所以，那些个所谓的史书，看一看也就罢了，万万不可当真……
房俊觉得必须找个时间跟大哥谈一谈，房家有父亲的余泽在，有他在，大哥自然可以不谙俗务、放飞自我，饮酒吟诗也好，钻研经义也罢，无所事事亦未尝不可，但绝对不能亲近那等奸佞寡义之辈，那是有可能给房家遭来灾祸的危险。
只不过他心里对于大哥能否听他的劝阻也没底，房遗直那个家伙比较纯粹，心性耿直，说白了就是智商还可以、情商不大够，认准了事情极其执拗，八匹马也拉不回……
看来，得寻个由头敲打李义府一番，不要将主意打在房遗直身上，否则这位一根筋的主儿，指不定在人家撺掇之下就能干出什么蠢事来。
必须防微杜渐，将一切危险扼杀在萌芽状态。
房俊也有些愁，本以为大哥是个省心的，整日里钻进故纸堆做学问，不惹事也不招祸，却不成想麻烦主动去找他。
高阳公主瞅了一眼正在下棋的两人，对房俊说道：“婚期将至，府里的事情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这一下子又冒出来三郎的婚事，过些时日定亲还好说，犯不着兴师动众的，但是紧接着便是大婚，好多事情都得提前准备，万万不能委屈了三郎。”
房遗直成亲的时候，房玄龄正在位，权倾朝野，婚事办得轰轰烈烈。
房俊成亲更是如此，高阳公主乃是当朝公主，房玄龄是宰辅之首，那一场婚礼排场盛大规模浩荡，直至今日依旧被人津津乐道。
然而现在房玄龄已然致仕告老，官场之上人走茶凉，还有谁能记得当年房玄龄的提携擢升之恩？房俊固然身为兵部尚书，但是到底资历尚浅，朝中有多少人卖他这个面子是未可知，万一婚宴太过寒酸，宾朋太少，丢了房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