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杨平去CCU查房，检查卡伦的术后情况。
杨教授的查房注定很多人围观，所以杨平刚刚在床边站好，卡伦的病房里已经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医生，不管是高年资的主任医师和副主任医师医生，还是年轻的博士、硕士、规培生、实习生，将杨平围得水泄不通。
夏书汇报卡伦在CCU术后的病情，目前生命体征稳定，无需ECMO的支持，稳定的生命体征是依靠卡伦自己的心脏维持，这对卡伦先生来说是十分难得的。
在此之前，为了降低心脏的负荷，保留仅有的心功能，卡伦一直依靠ECMO维持生命，即使用医疗飞机转运来中国时，卡伦依然是没有脱离ECMO的支持。
现在做完手术，破烂不堪的心脏已经得到修补与重建，拥有正常的功能，完全可以支撑卡伦的生命。
听完夏书的回报，杨平接过夏书递过来的平板电脑，开始翻阅卡伦的各项最新检查结果，患者的电子病历资料更新总是比纸质资料要快，所有的检查结果一出来，首先就是上传内部联网的电子平台，而纸质报告送到医生面前还需要一个繁琐的过程：签发纸质报告、专人送达科室、管床医生或实习医生将报告放进病历，这个过程有时候要好几天，所以医生更愿意看电脑上的信息，这样更加及时。
CCU这种重症监护病房，每天的各种检查非常多，常常一天的检查可以超过普通病房整个住院期间的检查，杨平一项一项地仔细检查，重点是各种抽血的检查。
血常规、生化、肝肾功能、心肌酶谱、降钙素原等等，术后全部有过复查，从检查结果看来，感染已经完全控制，这种有局部病灶的感染，外科手术的效果是立竿见影，清除感染病灶后，一般感染能够很快得到控制，残留的一些感染在抗生素和人体自身免疫力的打击下很快被消灭。
具有病灶的感染最常见的就是各种脓肿，外科手术切开排脓或清除脓肿，感染迅速得到控制，如果没有外科手段介入，单纯依靠内科治疗，无论多么高档的抗生素很难获得好的疗效。
卡伦这种细菌性心内膜炎，感染的瓣膜、形成的脓肿和赘生物，这些都是感染病灶，这些病灶不能清除，感染根本不可能得到控制，现在手术已经彻底清楚这些病灶，然后换上新的瓣膜，感染得到控制，只要心功能恢复正常，卡伦的病情就会很快恢复。
跟在旁边的瑞典医生一直在不停地记录什么，这位医生用画图与文字的形式将笔记做得十分精细，他甚至画出了卡伦在CCU的床位，房间各种设备的摆设，仪器上的各种监测数据等等。
宋子墨瞄了一眼，瑞典医生的整个笔记弄得跟小人书一样，可能为了追求记录的速度，那些小人就像最近流行的火柴人绘画，非常简洁。
杨平看完电子病历，准备做一次床旁的超声心动图，这是术后需要反复复查的检查。
夏书推来彩超机，开始给患者做超声心动图，超声心动图可以对一些心脏疾病进行定性诊断，还能定量分析心脏结构、瓣膜形态、室壁运动及血液动力学状态，评估心脏形态、结构，包括心腔大小、室壁厚度、瓣膜开闭和心肌运动等。
所以彩超在很多情况下是心脏外科最常用的检查，在心脏手术的围手术期，也就是术前、术中和术后，彩超是必不可少的诊断与评价工具。
在我国，超声心动图一般都是超声医生来做，不管是心脏内科还是心脏外科医生很少有掌握超声心动图原理与操作的，大多数医生是门外汉。
与我国不同，在欧美心脏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必须自己动手做超声心动图，他们从住院医生培训的时候就开始接受这方面的全面学习与实践，所以心脏彩超是每一个心脏专科的医生的必备技能，必须熟练掌握。
超声心动图的奠基人美国的菲根鲍姆医生不是超声科医生，而是一位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或内科医生拥有临床经验，如何能够自己掌握彩超的原理和使用，可以慌临床与影像完美的结合起来。
而超声科一医生一辈子不会去主刀心脏手术，缺乏心脏疾病的临床经验，仅仅只有影像学知识，而临床与影像结合更加有利于心脏彩超的进步。
我国超声心动图之父是武汉协和医院超声科的王新房教授，他在超声专业贡献巨大，是世界公认的胎心超声监测第一人。
在上世纪的60年代，我国的产科大夫只能靠听和摸来了解胎儿在子宫中的情况，听不到胎儿心跳。1963年，在给孕妇超声检查时，王教授发现超声仪上显示的波多跳了一下，推想这应是胎儿的肢体活动。他立即想到：既然能了解肢体活动，能不能用它监测到胎儿心跳呢？于是，王教授开始尝试，并用两个超声探头，一个连着母亲心脏，一个连着胎儿心脏，得出两个快慢不一的波段。经过多次观察，他发现了胎儿心跳反射。当年，王教授在国内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画出了世界第一条胎儿心跳波动频率曲线图。2002年，依据这篇文章，世界超声界最终确认：中国首先发现胎心超声反射。
其实夏书在阜外医院的时候，也是不太熟悉心动超声图，不管是原理是实践操作，他都很少接触，平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