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她都要发出尖叫。
列车员好几次过来看情况。
即使王同志拿出了自己的介绍信，列车员也在外头不停地走来走去，对这群人充满了怀疑，担心这个可怜的姑娘是受到了虐待。
好不容易一路颠簸，下了火车坐汽车，然后再坐船，熟悉的大江大河也没能安抚余秋的情绪。
她就这么木呆呆地蜷缩在角落里头，一动不动。
杨树湾大队的顾问廖主任已经等候在渡口边上，瞧见余秋的时候，他先是没认出人，倒不是因为余秋瘦脱了形，而是因为眼前的姑娘精神气质已经完全换了一个人，瞧不出任何活人的气息。
他听说余教授跟何东胜在京中的行踪，居然什么人都没见，什么要求都没提，接了余秋就走，廖主任真是快要被这两人气死了。
余教授也就算了，书呆子，一身书生意气，吃了多少亏都改不了。
何东胜年纪轻轻的，怎么脑袋瓜子转不过弯儿来呢？哪里人就这么不声不吭地接人回来？好好的姑娘出去了，现在变成这模样，他们得负责任。
万一余秋好不了怎么办？她才这点儿大年纪，这辈子要指望谁。
余教授也失魂落魄，此时听闻廖主任的话，却只撂下一句回答：“我养我姑娘，我养她一辈子。”
“养个屁!”廖主任这人在涉及到利益问题的时候一向残忍又残酷，“你自己身体都不好，你又没个正式工作，你怎么养她啊，等你两条腿一蹬，你要你姑娘喝西北风去呀。”
何东胜这一路心如刀绞，已经痛到喘不过气来：“我养小秋，她是我爱人，我这辈子都养着她。”
廖主任照样鼻孔里头喷气：“滚蛋吧，你也就是个农民，杨树湾大队给你工分。你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你还有老娘呢，你要怎么养小秋啊？你们两个憨货!”
前任革委会主任气得七窍生烟，“就不知道给小秋要个身份啊，起码要份国家粮，以后生病住院都有地方报销，不能指望你们。国家那么大，吃白食的人多了去，小秋这还是做过了贡献的呢，怎么就多她一个？”
廖主任来来回回地走，“这事儿就得我出马。你们两个全是文人病，清高，也不看看是什么光景，清高个什么劲。”
何东胜忍不住吼出了声：“我不要这个赔偿，我要小秋好好的。”
一份国家粮就能买了小秋的健康吗？他不原谅，他永远都没办法原谅。张口一来就成了特务，不带这么欺负人的。
“起码国家粮能喂饱小秋，让她后半辈子有指望。”廖主任一点也不讲究情怀，利字当头，他抬起眼睛瞪王同志，“这事儿没完，我跟你说，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
王同志奏着眉头，压下火气：“你别闹了，主席说了，让余秋同志回杨树湾当赤脚医生。”
廖主任不假思索：“那主席有没有说余秋病好能上工之前靠什么吃饭呀？生产队可是上一天工才有一天的口粮。”
这话已经相当强词夺理了。
王同志却没有办法回答，主席不可能管到这么细，总理才会考虑这些问题。可是这件事情总理又不好伸手。
廖主任手一挥招呼何东胜：“你跟我去，你老丈人是指望不上的。你不是要当人男人吗？这事儿你必须得出头。走，回家把东西收拾了，咱们上京城。”
周围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拦着。估摸着等廖主任回家，陈招娣就能先收拾了他。
廖主任回了趟家，又气鼓鼓地到医疗站里头找何东胜，男子汉大丈夫说要去讨公道，那就必须得抬腿。
结果他刚到医疗站，还没进门，就听见余教授的哭声。
大队顾问皱起了眉头，感觉余教授实在是文人脾气。这会儿哭有什么用啊，真要哭的话，当着领导的面哭，好歹拿点儿实在的好处回头。
他往屋子里头走，瞧见胡奶奶也在抹眼泪，更是头痛。
哎哟哟，平常多硬气的老太太，这会儿哭个什么劲呢？大家要看重点问题呀，要关心小秋的未来。
胡杨在边上一叠声地喊：“太好了，摘帽子了，我就说余教授早该摘帽子了。小秋妈妈也不是什么反格命分子，她是好人。”
屋子里头有两个穿着灰色列明装的中年人，其中一人搓着手，另一人戴着黑框眼镜。
听了胡杨的话，他们的表情有点儿尴尬：“事情多，余教授夫妻的问题又牵扯了这么多年，调查材料需要时间，所以才拖到了现在。其实我们一直在积极的工作，从去年开始，我们学校我们医院就有好几位同志获得了平反。这都得感谢我们伟大的党，感谢伟大的领袖啊。当初都是因为林飚反格命集团猖狂，制造了一堆冤假错案，我们正在积极地纠正，还忠诚的格命建设者清白。”
余教授跪坐在地上，寒冬腊月，他就这么跪坐着嚎啕痛哭。理智告诉他，他现在应该高呼主席万岁，感谢英明伟大的领袖。这么多年的冤屈，家破人亡的悲剧，妻子惨死的凄凉，终于可以有个了结。
可是现在他哭得不能自已，他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他不能不想，这算不算是一桩交易。用小秋的健康与前途作为交换，换回了他与妻子政治身份得到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