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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 两难自解(1 / 2)

人丁税也废了?康熙此话一出,众人这回是彻底愣住了。如此国家大事岂能儿戏?!人丁税征了几千年,大清每年三百万两的收入,说废就废了?!

康熙见众人如此,笑道:“你们不要误会。其实朕览观明史,早有此意。既然人丁数量都是上下默认的,那不如就直接确定一个数字,也省得下面费心造假,上面劳力统筹。朝廷每年按此数量征收人丁税,不再增减。是谓:永不加赋。”

历史上,永不加赋的全称是“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就是从今年之后再出生的人口,我大清不算人头税了,就按照原来的人口来征税。

老康熙被后世人吹上天的所谓“永不加赋”的仁政,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他仁政爱民,而是人丁编审制度早已名存实亡。在皇权不下县的古代搞人口普查,还是三年一次,靠着那个官僚体系、那些官僚素质,那几个屈指可数的地方官员,无异于痴人说梦。这是受制于时代的硬性原因导致的,没办法。

有些事要迎难而上,有些事要知难而退。康熙身段灵活,干脆把人丁数额固定下来,“即以本年丁数为定额,著为令”,以后不管多少,就按这个来征税。这样不但可以消除由于人口波动而带来的税赋征收的波动,保持国家经济秩序的稳定。还能省得地方官员再费心思做表面文章。

朝廷的财政收入也稳定了,官员也消停了。算是大清康熙版“两难自解”了。

“永不加赋?”养心殿里众人还没反应过来,康熙又抛出一个重磅炸弹:“朕后来又想,既然人丁税已经不再变动了,不如就一步到位,彻底取消这个税种,把他合并到土地税中。是谓:摊丁入亩!”

任何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总会不可避免的打上折扣。地方豪绅地主从中营私舞弊,让基层百姓很难从国家的政策中直接受益。

历史上,康熙五十年推出“永不加赋”后,不少地方对百姓的丁银摊派,并没有减少。而且对于收税的官员来说,丁增而银不增,就需要重新计算和折合。两难好像解了,又好像没解。所以,到了康熙五十五年,御史董之燧奏请皇帝,干脆把丁银都摊派到土地之中吧。

简化税收,这是中国封建王朝几千来一个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税收制度,从隋朝的租庸调制到唐朝杨炎的两税法、宋朝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一直沿着两条脉络前进,一个是税收的种类越来越少,一个是税收的东西越来越简单(从收各类实物到只收钱)。

因此,取消人头税,把人头税并入最主要的田亩税中,是水到渠成的举措,是势不可挡的趋势。就算没有清朝,别的王朝也会这样做。

历史上,康熙在位时准许先在广东和四川两个省做了试点。到了雍正,正式推向全国,也就是雍正几个著名改革之一“摊丁入亩”。摊丁入亩听起来简单,真正推行起来困难重重,一直到清朝末年,还在不断为这个政策打补丁。

康熙这里要加速推进清朝的税收简化进程,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清朝“摊丁入亩”的推行,带来了两个时人没有想到的后果:

一是人口爆炸式增长。清朝中后期的人口翻着番往上蹦,让封建统治者第一次对人口增长感到恐惧。这人口增长的原因,除了玉米、番薯等逆天作物的引进,能养活更多的人,人头税的取消也是一个重要诱因。

二是流动人口剧增。历代王朝之所以重视对土地和人口的控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家税收的稳定。摊丁入亩后,既然人丁与赋税缴纳没有直接关系了,政府对人口的控制就减弱了,人口就不会再被强制绑定在土地上了。流动人口的急剧增加让封建统治者束手无措。乾隆时期的叫魂案,就是对流民恐惧的一个具体外现。

康熙联想到这里,不得不吐槽一下老康熙的好圣孙乾隆。乾隆统治时期,国库存银最多达八千万两,人口“民数三万万七百四十六万有奇”,商业迅速发展,城镇化迅速推进。而乾隆对此的反应是什么?害怕!对,就是害怕!这和传统儒家士农工商的理想社会相差太大了,面对这些远超前人治国经验的情况,他既喜且忧,既惊又惧。没有选择积极拥抱改变,而是缩回自己的舒适圈,思想更加保守,更加死守祖制。

可对现在的康熙来说,人口增加和人口流动,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基础!你们这些小农经济守护者不会用,我这个封建地主掘墓人可会用,人多好,越多越好!

康熙看着被自己炸蒙了的众人,语重心长的安慰道:“有些想法虽然听起来石破天惊,其实都是延续前人罢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赋税之简化与合并就藏在廿二史中,藏在前朝的一条鞭法中。《明史》已经修完十多年了,朕最近翻读,总觉得话还是没说清楚。现在事情太多,等改革步入正轨后,朕是准备重修《明史》的。”康熙心想,你大清不是最擅长搞文字狱吗?等我腾出手来,看我把文字狱给你玩出花儿来。

张廷玉看康熙这改革想法一个接一个往外崩,一个比一个炸裂,自己那天的谏言,康熙真是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啊!这治大国如烹小鲜,如此心急的来回折腾,怎么得了。秦始皇、隋炀帝……他不敢再继续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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