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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卡维是外科医生，所有的措施还是要建立在手术成功的基础。
其实要是深究的话，一直没有等到费尔南的家属算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瑕疵。虽然有19世纪通讯不便作为理由，但卡维还是觉得这件小事里仍然有医方可以改善的部分。
家属到场，和医生一起帮助病人恢复健康是最好的选择。如果家属一直不来，就需要考虑到家庭不和睦的情况，此时就需要注意病人的精神状态了。
其次就是对手术后的健康管理缺失。
费尔南轻信吃什么补什么本身不算离谱，因为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错觉。如果提前给他专业的建议，说不定就能在最后关头拉他一把
卡维想到这儿，用手轻揉脑门，忍不住直摇头。
事情越想越深，自己似乎又陷入了现代医学和19世纪医学重叠之后的夹缝中。其实在医学还没有发展开的现在，真没有太多处理人文关怀的空间。
当初要是带他去医院里的教堂转转，是不是会好些？
可惜，这一切都是卡维的假设。就算真能捣鼓出一些规定和措施，在人员不足的市立总医院也难以推行，反而会增加医生自己的负担，有降低医疗服务质量的风险。
卡维觉得可惜，但现实给他反省的时间非常有限，不出半小时，马车就到了圣玛丽医院。
他必须转换心情，把所有注意力放在下一位病人身。
来这儿主要是因为，当初做完伯爵夫人手术后应了一位圣玛丽医生的邀请，决定抽出时间和这儿的外科医生一起讨论一位乳腺癌病人的手术治疗方案。
讨论地点就在马西莫夫的办公室里，参加讨论的除了马西莫夫和卡维之外，还有六位外科医生。
其中四位是手术助手，另外两位都是马西莫夫的学生，同时也是能做主刀的优秀外科医生。从人员配置结构来看，和之前的市立总医院差不多。
乳腺癌切除对卡维来说还很陌生，操作还有许多可以微调的地方，但手术本身并不危险。
他有信心可以将手术的主要注意点教给马西莫夫和其他医生，毕竟手术本身就已经很成熟了，区别就在于确认肿瘤扩散边界和切割的范围。
所以一开始，卡维以为这只是一次明确诊断后的飞刀。
但真看到病历后，病人情况的复杂程度让他着实吃了一惊。
病人左侧乳腺癌已经进展一年了。马西莫夫就坐在办公桌边，手里拿着烟斗，神态语气都尽显无奈，考虑到术后复发和死亡率，也为了能继续工作，所以她一直拒绝手术治疗。
拒绝手术？卡维从他手里接过病史记录，拒绝手术为什么还住进医院？
她住院不是因为乳腺癌。马西莫夫左手边的一位医生说道，本来是因为有头痛，所以跑去内科配药，结果摔了一跤，左手臂骨折这才住进了外科病房。
只是一句话就让卡维绷紧了神经。
能让乳腺癌姑息一年的病人，忍耐力自然要比常人强许多。可她却为了头痛跑去内科开药，说明疼痛程度已经超出了她的忍耐力。再加左手臂的骨折
卡维越想越离谱，总有种非常不好的感觉。
但对在场的其他医生而言，需要解决的似乎还是单纯的乳腺癌：我们给她的手臂用了夹板和石膏，然后反复劝说她应该趁现在无法工作的时候切掉癌变的乳腺。
所以她同意了？
确实同意了。马西莫夫回道，但肿瘤的大小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一直无法准确判断切除范围。正巧之前你为伯爵夫人做了一台乳腺癌切除，所以就想让你过来讨论讨论。
马西莫夫老师当时没在现场，实在可惜了。
你还好意思说？马西莫夫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你在手术前一天才公布时间，那天我又正巧排了手术，想去也去不了。
病人的情况特殊，我也没办法。卡维简单解释了一句，然后马把话题重新拉回到新病人身，现在我既然来了，自然会帮着把这台手术做好。但在明确手术方案之前，我对病人的情况有不同的看法。
有什么看法？马西莫夫有些好奇。
卡维没有直接说出看法，而是看着病史记录，一步步提出自己的疑问：病人头痛得很厉害吧？
确实厉害，有时候连片酊都压不住。一位助手答道。
头痛的位置在哪儿？
另一位助手用手掌捂着右侧太阳穴方的一块位置：疼得厉害的时候，她一般会压着右半边的脑袋。
恶心？呕吐？
有过，但不算严重。
卡维长叹了口气，然后点点头，似乎有了自己的诊断：不仅仅是乳腺癌要治疗，她的头痛也需要治疗，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会非常危险。
这点你放心。马西莫夫拿起烟斗吸了一口，对于颅中恶灵，我们医院的内科是权威，已经在治疗了。
恶灵？
卡维以为自己听错了：内科？内科怎么治？
腊肉贴片震荡疗法。马西莫夫说了一组非常奇怪的名词，如果无效的话，他们还会尝试催眠和驱灵术。反正头痛的事儿用不着我们担心，内科医生们会搞定的。
不说不要紧，这一说让卡维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