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来到工作区的程序，照旧是唱班歌、宣誓、定目标、然后开始工作。
小组长杨红给我安排了很多任务，作为新人，相对而言安排的工作都比较容易。
一堆电话号码，按照要求，用昨天她教的各种话术，一个一个地拨打过去。
上钩的号码特别记录，发给我们组的其他组员，进行下一步跟进。
如果通话中，接听电话的人有所迟疑，就在这个号码后面做个标准，通常用问号，表示有机会争取。
不友好的，或者头脑清楚的，一听就知道是诈骗电话的，那就直接划掉。
我大概看了一眼，脑袋里满是蚊香线。这些电话号码，至少也有几百个。
组长告诉我，这些电话号码都是通过特殊渠道弄来的，上钩率极高。咱们大公司，可不像那些小公司，随便找个号码，乱打一通，严重影响成功率。
她还特别叮嘱我，今天必须全部打完。要是打不完，就是怠工。小组成员会对我进行惩罚，绝不会姑息！
我觉得组长就是吓唬我，这两天小组成员对我还不错。尤其是组长杨红，这个温州小妹妹，还是挺照顾我的。要是真的打不完，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大不了就像昨天一样，轮番把我批评一顿。
我拿起电话，开始一个一个打电话。我自认我还是挺努力的，虽然达不到全力以赴，但也用了六七层的力气。
我还没有杨红他们那般的紧迫感，打电话的动作不紧不慢。
在我内心深处，还是很矛盾，也很顾虑，我希望接电话的人都不要上当。
多种因素结合，在我自身的操作下，下班时我手里的几百个电话号码，只打了三分之一。
“小陆同志，你这工作效率太低了！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是要被小组惩罚的！”
小组长杨红脸色很难看，用冰冷的语气对我说教。
“杨组长，我已经很努力了。可能是刚接触这个，还不适应。以后顺手了，就好了！”
“适应？从乡下来的老阿姨，都比你打电话的速度快！
你一个大城市来的大学生，还不如一个乡下大字不识几个的老阿姨，可能吗？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故意拖我们小组的后腿。”
我们小组里，一个瘦得像是竹竿似的高个女孩，趾高气扬地对我大声嚷嚷。
临了，她还骂我了一句，“垃圾！”
我的火气噌地一下，就窜上来了，“你说谁是垃圾？”
“就是你，你就是下等猪！”
竹竿女更加嚣张了。
“你有病吗？他们骂我们是猪仔也就算了，你和我一样是被骗来的，还这样说？你的脑袋是被门夹了吗？”
我恼火的回怼。
“下等猪！垃圾！废物！拖我们后腿，你就等着被拉到军队去吃枪儿子吧！
不，你看着细皮嫩肉，应该更适合去给那些老变态当性奴！”
“性奴，你才是性奴，你全家都是性奴！”
我急了，被打手欺负也就算了，你一个瘦肌麻杆的纸片人，又算是哪颗葱啊？
在我俩剑拔弩张的时候，班长隔着老远喊道：“下班就回去睡觉，明天还要工作呢。有这个劲，往工作上使不好吗？”
组长杨红也劝说道：“咱们都是自己人，小组就是小家庭，家丑不可外扬。不要在工作区吵，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到宿舍关上门说！”
高个子女孩被组长推着往前走，还愤愤不平地在我前面嘀嘀咕咕，大部分都是骂我的话。
我气不过道：“废物才喜欢小声咒骂别人！”
“谁是废物谁心里清楚，就你这样的，就应该去当扶手女，当性奴！”她转回头凶狠地看着我。
扶手女是我人生的污点，虽然我没被怎么样，但也是我心里的痛。
我怎可能任由她骂我，自然也不会有好话回她！
我们俩就这样，一边走，一边骂骂咧咧地回了宿舍。
进了宿舍，我突然感觉到，我们小组的所有人，看着我的目光都变得极不友善。
我拿上洗漱用品，去卫生间洗漱。等我洗漱完，爬上床铺躺好的时候，宿舍里除了我，其他五个组员聚在一起，不知道小声地商量什么。
他们时不时地瞄我一眼，好像是跟我有关的事情。
大概五六分钟后，组长杨红轻轻咳嗽了两声，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一根缝衣针，一边缝衣服，一边装腔作势地对我喊。
“小陆，下来，咱们还没做睡前动员呢，这可是每日必须例行的集体活动！”
我虽然十分不情愿，但还是下来了。
我坐在杨红身边，她挨着我，忽然好奇地抓起我的右手，惊呼道：“哎呀，你的手指怎么长得这么好看？
这应该是弹钢琴的手吧？”
“早就不弹了！”
我漫不经心地回答。
我也没有糊弄他们，我小时候，妈妈教过我几年钢琴，她本来就是钢琴老师。后来妈妈去世后，我被接到姥姥家，姥姥家里只有电子琴没有钢琴，我再也没有弹过钢琴。
杨红小心翼翼地摸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