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那样动荡不安、人心惶惶的形势下，贾得“521”血案如同晴天霹雳，震惊了整个地区。1969年的春天，本应充满生机与希望，但在临汾这片土地上，政治的阴霾却如影随形。5月21日这一天，历史记住了它的沉重与悲痛。
盘踞在临汾城内的“126”派，经过长时间的密谋与精心策划，终于在这一天付诸行动。他们调动了十二辆卡车，每辆车上都满载着荷枪实弹的武斗人员，这些人员眼神冷冽，仿佛已准备好将一切阻碍化为齑粉。车队从临汾西门浩浩荡荡地出发，沿着公路向西行进，经过临汾与襄汾两县交界处的张礼车站时，稍作停留，随后折转向东，沿着邓庄、贾得公路，如同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直逼贾得公社而来。
而此时的贾得公社，父亲和他的同事们正忙于一项看似平凡却又至关重要的工作——给各大队发放刚从县革委会领取的布票。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布票是购买布匹的唯一凭证，它的分量不言而喻。正值午餐时间，公社机关内弥漫着饭菜的香气，大家围坐在伙房里，享受着难得的宁静与温馨。然而，这份宁静很快就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
电话是西亢大队的支部书记打来的，他的声音中带着难以掩饰的焦急与恐惧：“我们村口来了十几辆全副武装的汽车，他们正打听去贾得公社和棉加厂的路，你们赶快找个地方躲起来！”听到这个消息，秦蔚同志立刻意识到情况的严峻性，他果断下令：“老朱、老李、李林、惠管，你们几个外县的同志立刻撤离，其他同志视情况就地转移。”同时，他迅速派人给王文俊、侯龙等关键人物报信，让他们也尽快躲避。
父亲和朱文利等四人刚迈出贾得村东门，还未及远行，就听见远处传来了震耳欲聋的枪声。与此同时，秦蔚同志和其他留在公社的同志也迅速行动起来，他们冲出公社大门，分散躲进了贾得村的老百姓家中，心中充满了未知的恐惧与不安。
“126”武斗队分为两路，一路直奔公社机关，另一路则迅速将公社棉加厂民兵驻地团团围住。棉加厂内的民兵们措手不及，来不及做出有效的转移，只能紧急关闭大门，全体撤退到轧花车间的二楼。他们知道，这是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战斗，必须坚守到底。
“126”武斗队并未因此退缩，他们开始向二楼的民兵开枪射击，并试图冲进院内。民兵们被迫拿起武器自卫，由于他们中大部分是专业的退伍军人，训练有素且武器精良，因此“126”武斗队在两个小时内未能攻入二楼。
见硬攻不成，“126”武斗队又生一计，他们叫来了家在贾得的民兵们的父母，让他们在下面喊话，试图以亲情为筹码，让民兵们交出枪支。然而，民兵们坚守阵地，不为所动。气急败坏的“126”武斗队成员于是将炸药包偷偷放置在棉加厂轧花车间楼下，随着一声巨响，二楼被炸塌，硝烟弥漫，碎石飞溅。
趁着混乱，“126”武斗队冲上二楼，夺走了民兵们的全部枪支。在这场惨烈的抢枪案中，公社贫协主席侯云龙、小贾大队支部书记、转业军人贾菩萨等八位英勇的战士不幸遇难，他们有的被枪杀，有的被刺刀刺死，侯龙同志的惨状更是令人目不忍视，他的肠子被残忍地挑了出来，现场一片狼藉，惨不忍睹。此外，还有四十人受伤，他们的哀嚎与呼救声回荡在空气中，久久不散。
更令人发指的是，“126”武斗队还将公社武装部长王俊同志五花大绑，押往临汾城内的服从公司大楼。在那里，王俊同志遭受了长达二十余天的非人折磨，无数次毒打几乎让他丧失了生命。幸运的是，在武装部的积极干预下，他最终得以获救，重见天日。但这段经历，无疑成为了他心中永远的痛与阴影。
贾得“521”血案，不仅是一次残酷的政治斗争，更是一次人性的考验与反思。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和平与理性永远是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