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陈翰一声意义不明的发言，考古队的其他四人，都凑头围了上来。 “这是...赵眜？” 四个人，围着陈翰捧起的这枚玉印，全都皱起了眉头。 陈翰手上的这枚玉印，造型很简单。 方形，覆斗钮，横穿一小孔，印文篆体，阴刻“赵眜”二字，有边栏和竖界。 在秦汉印章里来说，算是最典型，也最普通的一种了。 称得上是平平无奇。 如果将材料从玉，改成铜的话，也没有丝毫违和之处，和低级贵族用的印，无甚差别。 但是，印制式普通，不代表这枚印就普通了。 “赵眜”二字的出现，可以说是颠覆了历史。 这枚玉印是出现在这座南越王墓，墓主人内棺里的。 就放在了墓主人的大腿内侧。 并且刻有私名！ 显然，这枚印只有可能是墓主人的私印。 和那枚多出来的太子印不同。 太子印是公印，上代太子是墓主人的父亲，并且墓主人也被封了太子，那在法理上，这枚太子印是可以被继承的。 子承父业，从古至今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是，私名印不同。 作为私人所属的印章，这种印只能墓主人自己使用，并且死后一定会带到墓中陪葬。 这也是避免印主人死后，印章还被人乱用的风险。 在秦汉时期，能够拥有印章的人，必定得是有官位、有官职的人。 最起码也是有家有业的大地主。 每一枚印，都有其重要作用，或者是用于公务盖章，或者用于私业里的佃户、商人之间的调令。 只要盖了印，那就表示这件事印主人负责了。 如果是公务，印主人盖印之后，一旦这件公务出了什么事，印主人首当其冲要为其负责，轻则丢官，重则砍头。 私印，则是一般处理私家的事，比如家产、家业、家商队的事情。 如果下令并且盖印后，就可以调动家里的财力、物力了。 所以印章对秦汉时期的人来说，非常重要。 生前要随身携带，死后也要带入地下，避免被人冒用。 这也是为什么那个时候的印那么小。 商代都能做几百斤重的青铜鼎了，秦汉时期的工艺，做不了巴掌大的印章吗？ 当然做得了！ 但是秦汉时期依旧是做方寸小印，因为方便携带啊！ 赵胡父亲的太子印，是有可能出现在赵胡墓中的。 但是他父亲的私印，是绝对不可能出现在他的墓中，只有可能在他父亲的墓里。 因为史料上，没有记载赵胡父亲的名字叫什么，所以现在也不知道他父亲叫啥。 但是这个“赵眜”，绝对不可能是赵胡父亲的名字。 出现在赵胡的墓里，并且是在内棺之中，那只有一个可能，这枚印就是赵胡的私印。 “西耳室内出土的封泥上，就有盖“眜”字的印章吧？” 李教授轻声说道：“看来，太史公是又记错了一个人名了啊。” 之前，他们还信誓旦旦的认为，作为和司马迁同期存在的诸侯王，赵胡的名字必定不会被司马迁记错。 这种错误太低级了，不符合司马迁那严谨的着史理念。 但是没想到，考古却给大家开了个大玩笑。 “或许，赵胡和赵眜，都是这位南越文王的名字，是一人二名？”陈翰有些不确定说道。 一人二名的情况还是有的。 特别是在君王身上。 避君主讳，始于秦始皇。 他为了避秦庄襄王子楚的名讳，就将楚地改为了荆地。 不过在秦时，这还是一种流于表面的避讳。 直到西汉开始，这种避君主讳才开始逐渐成为了制度。 比如刘邦登基后，原本春秋战国时“邦”才是国家，国度的意思，比如“秦邦”“宋邦”之类的称呼，非常常见。 反而是“国”字较少出现。 但是到了西汉之后，邦字就不再使用了，“邦国”只剩下了国，各诸侯都是诸侯国，彻底定下了“国”这个字的含义和作用。 之后的刘彻也是如此，登基后，原本二十等爵最高级的彻侯，就被改成了列侯。 后来的汉宣帝刘询，为人比较谦和，考虑到自己原名“病己”，在民间是一个很普遍的名字，要是让民间避讳就太麻烦了。 于是他自己主动将名字从刘病己改成了刘询。 想到这些，陈翰越发确定的说道： “有可能，赵胡是这位南越文王在继位之前的名字，因为“胡”这个字在西汉也非常常见和使用，很难去让民间避讳，所以他就主动将名字改成了“眜”，这样想也是合理的。” 按理来说，南越国作为接受了西汉中央领导和封分的诸侯国，国君的名字是不需要让民间避讳的。 只有天子才能让民间去避讳。 可是老赵家向来都是表面一套，背地一套。 表面上是接受了西汉中央册封，但是实际上不听调也不听宣，在国中依旧以天子、皇帝自居。 那么，赵胡应该就会对“避君主讳”上心了。 胡这个字，在汉代可太大众了。 不但在生活中经常用到，而且作为人名使用也很频繁。 想要让整个南越国，都不用“胡”字，重新改一个字或者创造一个字，来代替“胡”，那太麻烦了。 他自己改个名字，倒是简单的很。 “眜这个字，就算是在汉代，也是很冷门的一个字。” “只有寥寥几句典故上，用到了这个字。” “将其拿来当做名讳的话，南越国民间就很容易避讳此字了，几乎不影响日常生活。” 陈翰念念有词的说着。 他的解释，很和李教授与傅所长的想法。 他俩在短暂的惊疑之后，同样也觉得，这位南越文王一人二名，大概率是因为避君主讳而改名的。 至于为什么司马迁在史书上记载的是“赵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