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单单只凭借文书档桉藏室内的数千枚竹简，就断定墓主人刘贺是一位喜爱读书的人。 似乎还缺乏了那么一点点“铁证”的感觉。 但是，在清理文书档桉室的过程中，很快荆州文保中心的工作人员，就又再次发现了一样东西。 如果说，墓主人喜爱读书，那他绝对少不了使用砚台。 可不，在这文书档桉室里，就出土了圆形和长方形的砚台各一方。 砚台这东西，在西汉出土物里已经不算是稀奇了。 比刘贺生活的时间更早些的年代，都有砚台出土。 不说远的，生活在汉文帝时期的遂先生，墓中不也发现了石砚台。 不过作为列侯，刘贺的砚台显然是要比五大夫使用的高级不少。 这两枚砚台不但保存完好，而且做工很精美，长方形的砚台上面还刻有兽纹。 史书记载，砚台是由原始社会的研磨器演变而来。 初期的砚台，形态原始，是用一块小研石在一面磨平的石器上压墨丸研磨成墨汁。 其原始形态为较平整的河光石，故《说文》将砚解释为“石滑也”。 至汉时，砚上出现了凋刻，有石盖，下带足。 又由于早期的墨为颗粒状或薄片状，未做成墨锭，不便握持。 故秦、汉古砚多附有研子(研样、研石)，用它压住墨粒研磨。 本次砚台的出土也再次证实了这些史料的记载。 目前可以推测，这两个砚台是海昏侯生前用过的。 之前考古发掘的汉墓已有砚台出土，但保存如此完好，制作如此精美的砚台实属罕见。 至于具体是什么砚，还要进行进一步的考证。 不过砚台的出土，显示墓主人生前喜欢书法，这点无疑是肯定的。 目前这些出土物已打包提取送至实验室，有可能后续会发现墨的存在。 这两块砚台的出土，最重要的意义其实并非是砚台本身。 而是其背后所代表的含义。 既然有砚台，说明海昏侯应该是喜爱书法的。 和后世明清时期，是个读书人就会有砚台不同。 在西汉，一般是官僚阶级，才会有砚台。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除了当官的，在西汉没有其他人会平常没事需要写文字了。 包括那些读书人，在没有成为官僚之前，更多的时候也是抱着竹简研习学问，而不是挥毫写作。 只有官僚，以及少部分很热爱文学，很热爱书法的大学者，才会常备砚台。 而海昏侯，他虽然是一位列侯，但是也不是官员，除了短暂的当过一段时间皇帝，之后他其实也没有太多接触政务的机会。 能够让他亲自写奏章、文书的情况，也只有可能是给中央朝廷写点东西了。 那么，海昏侯常备两个砚台，并且都陪葬入墓中。 这说明海昏侯生前应该是勤写作之人，如果只是一年给汉宣帝写几份奏章，那不至于两个砚台轮着用。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一个昏庸无道的人，会没事就研习书法吗？ 汉代的列侯乃至诸侯王墓，都发掘了不少。 但是出土砚台的绝对是少数。 大部分诸侯王和列侯，实际上平常不亲自写作的，大多都是口述然后由专门的记事官去写。 真正会用到砚台的，说明他生前没少亲自写文章之类的。 一个没事就知道吃喝玩乐，作乐消遣的昏庸贵族，肯定是不可能去干这种事情的。 听闻文书档桉室内出土了砚台后，孔建文就脸色怪异的和陈翰都囔道：“这海昏侯墓，越来越刷新大众对海昏侯的认知了。” “虽然说，汉宣帝作为成功者，并且他的皇位来源于霍光的废立君主，如果他要维护自己的皇位正统性，肯定是要维护霍光的正确性。” “所以在霍氏家族被汉宣帝秋后算账后，霍光的功绩却没有被抹除，甚至汉宣帝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从政治角度看，既然汉宣帝肯定了霍光的功绩，那他废掉的刘贺，不管本人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也必须是个昏庸无道的昏君，才有被废的理由，才给汉宣帝上位的合理性。” “但是真的从海昏侯墓，发现了一个与史书记载完全不一样的海昏侯刘贺，还是让人很唏嘘啊。” “考古真的是一件，充满了意义的事情。” 面对孔建文的感慨，陈翰十分认同的点点头：“是啊！” 如果没有考古学家，如果没有海昏侯墓的出土。 虽然学界早就有刘贺可能是被抹黑了的说法，毕竟27天干1000多件坏事，任何逻辑正常的人都没办法相信。 但是真实历史到底如何，已经被尘封在了岁月之中。 就算现代人对《汉书》的记载有各种怀疑，但是也只能停留在怀疑，停留在心照不宣上。 不管是在教学历史，还是公开讨论中，刘贺都只能是史书中记载的那个“无道昏君”！ 这就好像是，大家知道刘贺其实不一定是昏君，写史书的人也几乎是明着说了，我就是夸大了，刘贺不可能这么的坏。 但是因为没有实际上的证据，大家却对这段青史没有任何推翻的能力。 可是，海昏侯墓的出现，改变了这个现状。 虽然说，暂时还是没有办法去将海昏侯“无道昏君”的形象洗白。 并且他也不至于到“洗白”的地步，作为政治失败者，海昏侯就算不昏庸，和贤君、明君之类的称呼也是挂不上勾的。 但是！ 海昏侯墓出土的这些文物，却可以给现代人，构建出一个与史书上迥然不同，更接近真实历史中的海昏侯形象。 他可能没有那么的出色，但是肯定算不上是大昏君，至少是一个重视农耕，重视农业生产的合格，乃至中等偏上的贤明贵族。 他也不是肚里没有多少文化，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