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重启三星堆考古发掘工作后，三星堆新发现6个祭祀坑。” “现在正在抽调全国精锐的考古工作者，前往三星堆进行考古发掘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重启的三星堆考古项目，利用了大量的高科技设备，是科技考古项目。” “这玩意是你们年轻人比较在行的事情。” “不然小陈这次就由你带队，代表我们社科院考古所，前往三星堆支援？” 孔建文笑眯眯的和陈翰说道。 三星堆遗址，南距SC省省会成都40公里，东距广汉市区7公里，是一座由众多古文化遗存分布点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遗址群。 目前，考古学家将该遗址群的文化遗存分为四期。 其中一期为早期堆积，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二至四期则属于青铜文化。 遗址群年代上起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至商末周初，上下延续近2000年。 拥有四个文化层，占地12平方公里的三星堆遗址群规模巨大，范围广阔。 目前已确定的古文化遗存分布点达30多个，其中以南部的“三星堆”，中部的“月亮湾”、“真武宫”，北部的“西泉坎”，东部的“狮子堰”，西部的“横梁子”，以及向西延续的“仁胜村”、“大堰村”等遗址最为重要。 经过几十年的多次考古发掘工作，出土的大量陶器、石器、玉器、铜器、金器，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征，自成一个文化体系。 目前已经可以确定，三星堆应该就是四川盆地本土发源的古蜀国文化的源头。 作为一处具有区域中心地位的最大的都城遗址。 它的发现，为已消逝的古蜀国提供了独特的物证，把四川地区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 在1986年7月至9月发掘了两座大型商代祭祀坑，出土了金、铜、玉、石、陶、贝、骨等珍贵文物近千件。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三星堆考古都是围绕着这两座大型商代祭司坑进行的。 直到去年，三星堆再次重启了新的发掘工作，再次发现了六个大型祭祀坑。 准确的说，并不是新发现，而是新发掘！ 之前早就已经勘探出这些祭祀坑了。 只是因为之前两座大型商代的祭祀坑一直都处于后续研究阶段，还没研究彻底呢，就不急着开新坑。 直到今年，才准备开新坑。 现在暂时应该是要启动三、四号祭祀坑的发掘工作！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对华夏文化朔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为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长期以来历史学界对巴蜀文化的认识大相径庭，有些地方甚至完全不同。 历史学界一向认为，与中原地区相比，古代巴蜀地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与中原文明没有关联或很少有交往。 而三星堆遗址证明，它应是华夏夏商时期前后，甚至更早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并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 验证了古代文献中对古蜀国记载的真实性。 以前历史学界认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然后渐渐地传播到全中国。 一直以来，我们华夏人都认为，黄河是华夏文明的母亲河，一切华夏文明的发源地，都是从黄河流域开始的。 而长江流域，则是后来黄河流域的文化向南拓张，才征服了的地方。 在商周时期，华夏文明才差不多进入长江流域。 一直到两汉时期，长江以南的岭南地区，才进入华夏文化的控制区。 当时的史学家，认为华夏文化的发展是从北到南，逐渐扩张的。 而三星堆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5000年前，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证明了长江流域地区存在过不亚于黄河流域地区的古文明。 之后发现的良渚古城，更是再次证明了，华夏文化并非是从黄河流域向北逐渐扩张形成的。 而是一南一北，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有并行的华夏文化，最终两个流域的华夏文化互相交融、融合之后，才形成了现在的华夏文明！ 也就是说，不只是黄河，长江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华夏文明是二元发展的，而非一元发展！ 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坑出土的青铜器，除青铜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化风格外，其余的器物种类和造型都具有极为强烈的本地特征。 这说明，在中原文化处于商代的时候，蜀地已经有一个成熟的本地文化了。 这个本地文化不但和商，以及长江中游有所接触和交融，并且本身也有很强盛的文明。 蜀国青铜文明不但高度发达，而且还有独具一格的面貌！ 世界上最早、树株最高的青铜神树，高384厘米，三簇树枝，每簇三枝、共九枝，上有27果九鸟，树侧有一龙缘树逶迤而下，具推断可能为古神话传说中扶桑树。 世界上最早的金杖，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重700多克，上有刻划的人头、鱼鸟纹饰。 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青铜大立人像，通高262厘米，重逾180千克，被称为铜像之王。 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纵目人像，高64.5厘米，两耳间相距138.5厘米。 世界上一次性出土最多的青铜人头像，面具，达50多件。 这些都是三星堆出土的世界级的重量考古文物！ 并且这些文物，都是独立在古蜀国地区，自己发源出来的风格和文化，并非是受到夏商乃至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影响而发展出来的！ 在三星堆遗址发现之前，“蜀”字最早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中。 据记载武王伐纣时蜀人曾经相助。 但关于蜀国的历史在先秦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