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可惜，虽然陈翰觉得良渚人应该是发展出原始文字了。 但是，在没有更过硬的证据发现之前，庄桥坟石钺上的刻符，包括良渚文化的其他刻符，是不是文字，还无法得出肯定性的结论。 不过，这并不妨碍这批新出土材料的重要性。 符号本身所具有的考古价值就极其重要，符号本身所隐含的意义弄清楚了，是不是文字的问题可能也就解决了。 为此，良渚文化的考古学家和研究者，还有亚述学家齐聚平湖，线上线下联动，开了一次“史前符号和早期文字学术报告会” 陈翰也参会了，和孔建文等老师同事们，坐在台下一角。 “我们在讨论或聚焦于早期文字问题的同时，应该更关注于符号和载体的关系、符号和遗迹单位的关系、符号和聚落的关系，符号和跨文化的关系等问题。” 浙江所古文字研究专家于宏国说道：“良渚时期，这么复杂的社会行政管理与运行、大型工程的组织与实施、高等级官营手工业体系的建立与贡赋的缴纳等等一系列国家行为的完成，没有文字类的沟通工具是否可行？” 于宏国对有朝一日发现完整的良渚文字仍有所期待。 而ZJ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朱雪菲，却尝试用一种听起来很脑洞的方式研究良渚的刻符。 “我们说良渚有没有文字，不应该先讨论是和否的问题，而是要先看看我们在不在同一个频道上，我们对文字是怎么界定的，我们讨论的文字的概念是否统一。” 用她自己的话说，她的研究方法基于传统的考古类型学。 她认为，学者专家们，完全可以“用良渚的刻划符号来解释良渚的刻划符号”。 听起来有点绕，但确实避免了一些主观的对符号意义的纯粹猜测。 她提倡，发现刻符本身的规律，根据其中的规律性建构符号的意义。 因为刻符本身的规律性是可以通过观察、分析得到的。 比如大部分符号会以高低不同的频率重复出现，不同等级遗址中的符号相似性高、系统性强。 而符号的分类标准有很多种，不同的研究者对分类标准的把握是不同的。 朱雪菲对刻符的探讨，建立在她所区分的三个层次上。 第一层次是陶器、石器、玉器三种载体的区别，因为不同载体上的符号表现，差异是很大的。 第二层次是在陶器上区分烧前刻和烧后刻。 因为烧前的刻符，大多刻在一些隐蔽的部位，具有标记的性质，而烧后的刻符，大多刻在显眼的部位，更具有传递意义的可能。 到了第三个层次，才是分析具体的符号。 最后，她总结道：“刻划符号尚未进入汉字系统，但不能排除后世汉字的造字法则，对良渚文化刻划符号的构造法则有所传承。” “如果要在‘文字’这个标准上，谈良渚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即使它没有直接的提供文字，也可能提供了创造文字的一些逻辑法则。” 陈翰在台下频频点头。 不管良渚到底有没有直接为后世成熟的文字，也就是甲骨文做贡献。 可以肯定的是，甲骨文的诞生过程中，良渚绝对是提供了帮助的。 至少那些和甲骨文看着几乎一模一样的刻符，绝对为后来甲骨文的诞生，提供了逻辑法则的支撑。 还是那句话，甲骨文不可能是突然出现的，创造甲骨文的商人，肯定参考了之前已经诞生了的原始文字。 就和李斯搞篆书，也是参考了钟鼎文，不可能真的从头开始新造文字。 从首都远道而来，北大外国语学院的西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亚述学家乔向则说道：“良渚的器物符号错综复杂，反映出早期符号体系一些不同的特点，而这些特点的背后可能蕴藏着鲜为人知的文化面貌。” “简单的刻符可能是陶工的代号，比如名、姓或族，也可能代表器物种类，比如盛麦或稻米，也可能是数字，表示器物的容量。” “贯耳壶上的四个符号或五个符号似与汉字有一定关联，首都甲骨文研究院的专家释为“方钺会失”，似有道理，但似乎也可以作其他解释。” “黑皮陶罐上的12个符号大概率是一幅文字画，十分的写意，似乎描绘了一副众人捕猎收获的过程。” “石钺上的六个字有可能是字母文字，重复率高是字母文字的显着特征。” “但是，目前已知的字母都不早于公元前2000年，而且中国这片土地上也不曾存在字母文字的传统，所以，这个推测过于大胆。” “或许像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一样，这六个符号代表的文字，如果是文字的话，是音义文字，埃及的文字象形，而这六个良渚符号所代表的文字体系的符号更抽象？这只是印象驱使的不着边际的推测。” “但不论如何，良渚符号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都给人一种印象：良渚可能是个多文化的交汇点。” “或者说，是多种文字正在萌芽诞生的一个早期文字创造碰撞的阶段。” “良渚人或许当时正在摸索如何创造一套成熟的文字系统，并且走出了多条路线，都在进行完善或者碰撞。” “这是一个十分璀璨的文化进程！” “可惜，现在的人已经难以探究当时文字创造的狂潮了，可能大部分被创造出来的文字，也都消散于历史之中了，只剩下这少数刻在器物上的刻符，经历了岁月的变迁，留存到了现在。” 良渚有没有文字，不是辩论，对“原始文字”的考古学研究，应该从材料和途径中去思考。 在良渚文化中，我们看到那么多图形符号，到底在广义上能够怎样准确地传递信息？ 这样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