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首都开往浙江的动车上。 处于一等座的包厢内，坐满了来自社科院考古所的考古专家们。 陈翰与庄云鹏还有林雅等抽调去三星堆帮忙的人，身影也在其中。 这次陈翰是真的一点休息的机会都没有。 回首都也就朝九晚五的上了几天的班，然后就继续跟着孔建文出差了。 “良渚在物质文化层面最重要的贡献肯定是玉器！” 坐在最前排的孔建文，正激烈的与李教授讨论着。 “良渚玉器的重要性需要放到不同角度来阐释。” “从手工业技术上讲，良渚玉器，说是史前石制品制作技术所能达到的顶峰毫不为过。” 扶了扶眼镜，李教授认可的点点头：“确实，在没有金属工具的前提下，遗址群内反山、瑶山出土玉器所达到的技术和艺术的成就，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具有唯一性的。” 谈起良渚遗址，或者说良渚古国，良渚文化，那就不得不提他们优秀的玉器制作水平。 良渚是华夏玉文化传统最重要的源头之一。 说实在的。 在良渚遗址群没有被发现之前。 可以说国内任何一个专家学者，都没人会认为，华夏的玉文化是从长江下游流域发展起来的。 按照以往的出土习惯来看。 不管是秦汉时期，或者战国、春秋，乃至更早的西周，商朝等年代，玉器大多都是围绕着中原地区到山东半岛等地大量出土。 再考虑到华夏考古研究，一直都认为华夏是发源于黄河流域的文化。 这点像陈翰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在孩童时期，以及小学初中的时候，接受的教育里都还是这么教育的。 “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是黄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然而，到了21世纪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对“中原中心论”造成了极大冲击！ 原来，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不只是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 在三代之前，华夏大地实际上是一种万邦林立的状态。 要明白，实际上被推翻的，不是“中原起源论”的说法，并不是说将华夏文明的起源地，从中原地区，改到了江浙地区。 而是整个“单中心起源论”都被推翻了。 原来在三代之前，具体来说是在新石器晚期的时候，华夏是没有一个强大的文化有中心地位的。 当时的华夏大地，是多元并立的。 北边有龙山文化，中间有仰韶文化，东边有大汶口文化，南边有良渚文化。 这些遍地开花的文化，在不断的碰撞，交流，融合之后，才诞生了后来灿烂的华夏文明。 “是啊！” 孔建文感慨的点点头：“华夏新石器时代晚期制玉技术的发达和玉文化的发展在各区域的考古学文化中均有体现，如何通过横向比较来突出良渚玉器的特殊价值需要重点考虑。” “从技术层面上，手工业达到的专门化程度，体现在良渚纹饰的统一性、玉器形制的规整性上，这些与同时的红山文化、后来的后石家河、齐家、陕北等区域文化有所区别。” “特别是良渚阶段几乎已经看不到因料制器所造成的同类别玉器材质、体量、形态等方面的多样性，也看不到不同手工业群体背后制作工序和技术的差别。” “这种玉器成品的“标准化”，体现的是对玉料资源的掌控和分配能力，对技术和概念的精准传递，也是社会组织和分工所达到的水平。” 李教授点点头，认可的说道：“从玉器的功能上讲，其他文化没有像良渚、特别是良渚遗址这样，表现出对墓葬内玉器摆放使用的强烈而明确的制度性。” “通过用玉制度来表现社会身份，包括等级、性别甚至地域上的差别，这是良渚社会所特有的、发挥最为极致的一个特点。” “这反映出玉器在建立、维持和体现早期复杂社会秩序中的功能，这一功能是在其他华夏新石器文化没有能够充分体现的价值。” 他们两人的对话交流，引发了车厢内所有考古工作者们的注意。 李教授和孔建文的话是什么意思？ 简单的说。 后来夏商周时期的玉礼器文化。 比如最为知名的六器，即玉璧、玉琮、玉圭、玉琥、玉章、玉璜。 最早将其作为社会身份、等级、权利，以及礼仪用器的，便是良渚文明。 而这六器，在华夏文明的历史上，有多重要？ 可以这么说，华夏人之所以发展出了独属于自己的礼仪文化，就是来源于这上古先民时就确定了的玉礼器。 全球，只有华夏人用玉，用这六种玉礼器，来作为祭祀、朝会、交聘等礼仪场合使用的物品。 《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是为“六器”。 但是这六器最早是什么时候形成使用制度的？ 在良渚文化没有发现之前，谁都说不清楚。 当然，没有任何人认为这是发源于长江下游的文化。 以前学术界是普遍认为，这种玉礼器是发源于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晚期。 毕竟在良渚之前，在比如红山文化、后来的后石家河、齐家、陕北等区域文化中都有发现类似的玉礼器单件出土。 当时学术界以为，这是从中原渐渐向四周传播开来的。 是华夏文明往外扩张的一大证据。 然而，后来良渚遗址被发现了。 并且在良渚出土了明显有明确制度性的玉礼器，非常成熟且高规格。 良渚对华夏古代社会文化最大的贡献，就是从上述玉器功能引申出来的“藏礼于器”的传统！ 对中国礼制形成的影响经常被当做良渚文化的一个重要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