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哟，这斧头真不错诶。” “什么斧头，这叫钺。” 庄云鹏搭着陈翰的肩膀，挤眉弄眼的说道。 他俩此时正站在反山王陵12号墓发掘出来的文物面前。 反山王陵，既然能被认为是王陵，当然是因为在反山的墓里，发现了很多代表王权的东西。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祀已经了解到了。 那戎呢？ 如果说祀代表的是神权，或者说宗教信仰，那戎代表的就是王权无疑了。 戎具体来说就是钺，戊也是指钺。 钺作为王权的象征、王朝统治者军事统率权的权杖。 《司马法》曰：“夏执玄戊，殷执白戚，周左杖黄戊，右把白髦。” 殷人所执之白戚，乃戊之一种，《说文解字·戊部》：戚，戊也。 “《墨子·非攻下》也说：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殆之，日妖宵出，...…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震）。高阳乃命玄官，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有神人而鸟身，奉瑾以侍，槛失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 《墨子》所谓“天之瑞令“，据董楚平先生考证，乃是《六韬》中所谓“天钺“，大禹征伐三苗时所握的玉质信物钺，文献明言乃天赐， 而在商、周二代，作为王权象征物的钺均是从前代王朝所承继，并由商王、周王赐给方国诸侯以为授予征伐军权的信物。 然而，大量的考古证据表明，东南史前文化圈，即长江下游的江、浙、皖、沪等地，是华夏新石器时代石钺最为流行的地区。 这里的石钺不仅在发现的数量上居全国之首，石钺的器形最为丰富，而且各种类型石钺的萌生、发展和演变序列也甚为清楚。 作为夏、商、周三代王权之象征和军事统率权之仪杖的礼仪重器玉钺和青铜钺。 从器形及其涵摄的文化、社会、政治和宗教功能上说，玉钺直接流行于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而为华夏新石器时代其他区域文化所不见。 青铜钺则是东南地区良渚文化、薛家岗文化玉、石钺的延续。 而在陈翰和庄云鹏两人眼前的这枚，来自良渚反山12号墓的玉钺王，颜色青带黄，未有使用过痕迹。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这不是一件实用器。 也说明了，在良渚文明中，钺已经不是石钺诞生时单纯的武器，而是已经成为了礼器的一部分了，专门用玉制作出来的玉钺，象征意义大于实用意义。 甚至可能做出来之后，一次都不会使用，只是作为王权的象征而已。 很多不太懂考古，不太懂历史的人，在去殷墟参观妇好墓的时候，对于商朝妇好墓中出土的大铜钺非常不解，想着妇好一娇滴滴美女，怎么使一把大板斧？ 实际上，妇好墓出土铜钺才是正确的情况，如果没有在妇好墓中发现铜钺，反而会让人对甲骨文中关于妇好征战的记载，打上一个问号。 因为，青铜钺是军权的象征，是一种身份，是传承于上古的礼器文化。 只要是出征大将，那都会收到帝王赐予的礼钺，做为统治军队的权利象征。 这种情况，一直到汉代都是如此。 不过到了汉代之后，斧钺就开始被玩坏了。 西汉末年，汉平帝给王莽加九锡。 东汉末年，汉献帝赐予曹操九锡。 所谓的“九锡”，其实就是天子等级的车马、衣服、乐器、朱户、纳陛、虎贲、弓失、斧钺、秬鬯。 这每一种物品的背后都代表一种特权。 “斧钺”，就是象征着军权，权力。 一直到南北朝，乃至唐朝的时候，“加九锡”都是一种很高规格的君王赏赐。 但是，因为王莽开的好头，基本上“加九锡”的人，十有八九都是乱臣贼子，和“篡位”挂钩，不是在称帝，就是在称帝的路上。 所以到了李渊最后一个享受了“加九锡”待遇后，“九锡”基本上就烂了，属于是迎风臭三里。 任何一个权臣都不敢再要“加九锡”了，不然这不就是明摆着告诉别人我要篡位了。 所以唐代之后，斧钺基本上就消失于大众或者说史书的视线当中了。 但是实际上后代天子，在进行一些隆重的祭祀时，还是会用到斧钺的，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礼制，祖宗之法很难改。 而追根朔底，钺最早就是出现于华夏的东南地区，也是良渚第一个将其作为礼器。 当然，并不是说史前时代除了东南地区，其他地区就不用斧子了。 说白了，钺这玩意长得和斧子差不多，用法和斧子也差不多。 实际上全球各地的新石器时期，都有出土石斧这种东西。 但是，这就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文字魅力”了。 单纯用来当做工具的，被频繁使用的，只能叫做斧，这是普通百姓伐树砍人用的。 带有特别含义，不只是当做工具，同时还有象征意义的斧子，就被叫做钺了。 两者的区别，一是材质上的区别，二就是看磨损度。 一个被高强度使用，充满了磨损痕迹的斧头，那绝对不会是钺，只是工具斧。 只有没有磨损痕迹，或者说磨损痕迹很少，并且做工精良特别的斧头，才是钺。 比如反山12号墓的这个玉钺王，完全没有使用过的痕迹，显然就是专门用来当象征的物品。 这就和铜鼎和陶鼎之间的区别一样。 陶鼎是平民用的东西，随处可见，平民甚至奴隶陪葬坑里都能够出土，只是一件没有丝毫特别意义的实用器。 而铜鼎，材质一换，做工一精美起来，立马意义就不一样了，成为了只有诸侯和卿大夫才可以使用的专属用器，既兼顾实用性，同时也带有礼器性质。 家庭情况比较拮据的贵族，可能铸造了铜